二〇一五年秋天，闾珣年近九十。

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了，出门要拄拐杖，拐杖头是张明远托人用旧钢板打的，上面也有一个铆钉孔。但他每天下午还是会坐在书房窗前那把旧藤椅上，翻一遍航运周报，然后拨自己那只小算盘。

藤椅是从办公室搬回家的，扶手上母亲手掌磨出的那两道印痕还在，颜色比旁边的藤条深了一层，像年轮。窗台上摆着那盆君子兰，是母亲当年搬进这栋房子时种的，现在长得比他肩膀还宽，叶子墨绿油亮，每年春天都开花。母亲说过，君子兰不娇气，给点水就活，跟东北的冻梨一样扛得住冷。

这天下午张明远从洛杉矶飞过来看他。推门进书房的时候，闾珣正坐在窗前拨那只小算盘。算盘框子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铁灰色，骨珠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，每一颗都磨得发亮。

他拨得很慢，一颗一颗地拨，不是要算什么，就是听听珠子磕在档位上的那一声脆响。那颗最右边的骨珠微微凹进去一圈——是他六岁那年用手指拨了几十遍才磨出来的颜色，后来又磨了几十年，凹痕比从前更深了。

“爸，您在算什么？”

“没算什么。就是拨着玩玩。”闾珣把算盘放在膝盖上，手指还搁在最右边那颗骨珠上，没有拨下去，只是在摸。“这珠子比当年重了一些。”

“珠子怎么会变重？”

“珠子没变重，是手指头老了。”他笑了笑，把算盘拿起来放在儿子手里，“坐。”

张明远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。这把椅子是他每次来看父亲时坐的，椅面已经被磨出了浅浅的印子。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，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，低沉而悠长。

“我想起你奶奶最后一次教我打算盘——我都五十多岁了，墨西哥湾的窟窿刚补上，她靠在床头，把大算盘搁在被子上，让我拨一遍从一加到一百。我拨对了。她说你现在心里没底。那时候我不服气——数字对，为什么没底？后来才明白，她不是考我算术，是考我心里还有没有底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手指在小算盘的铆钉孔上慢慢转着。

“人老了才知道，心里有底比什么都重要。钱可以再赚，规矩可以再立，但心里那个底，只能自己拨，自己听，自己认。你奶奶拨了几十年算盘，每一颗珠子拨下去的时候她都能听见那一声脆响——对就是对的，没底就是没底。她在墨西哥湾看着我把那行红字越过去，没有拦我。不是不管，是知道有些东西必须让我自己摔出来。她教了我大半辈子怎么拨珠子，但珠子什么时候该拨、什么时候不该拨——这一课她没法教，得靠我自己摔。”

他把小算盘放在儿子手里，把儿子的手指引到算盘框左上角那个铆钉孔。

“铆钉孔还在——你摸摸。”

张明远伸手去摸。那个孔洞边缘光滑，是被手指摸了几十年摸出来的。他的手指穿过孔洞，碰到父亲的掌心。温热的，跟他小时候父亲握着他的手写字时的温度一样。

他想起五岁那年，父亲也是用这只手握住他的小手，教他写自己的名字。父亲说张明远这三个字，明是日月为明，远是行远自迩。说话的时候父亲的手很暖，跟现在一模一样。

“铆钉孔里没有铆钉，但每一代人的手指都穿过它。从你奶奶到你父亲到你——三代人的手劲都在这个孔里。你奶奶拨这只算盘的时候，手指穿过这个孔；我小时候拨它的时候，手指也穿过这个孔；你小时候来办公室，踮着脚够玻璃柜里的算盘，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去摸这个铆钉孔。你大概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。那天你问我为什么算盘上有个洞，我说这是程师傅留的——铆钉孔不用补，留着。”